1975年深秋，母亲忙活完了农活，带着丰收的喜悦，背着自己亲手晒好的长满白霜的熟地瓜干和花生米，前往济南看望姥姥和舅父母。
亲人相聚的感觉真好，全家人脸上都挂着笑，比过年都高兴。
转眼7天时间过去了，一家人知心的话儿还没说够，就到了母亲要返回胶东半岛那个小山村的时刻了。对我们家恩重如数十年山的舅父母，最能体谅身在农村开始脱贫的妹妹的苦衷，他们一合计，就准备把家里的缝纫机送给妹妹。舅母跟我母亲说：“你白天参加集体劳动，晚上还要推磨准备明天吃的，连点缝缝补补的时间都没有。这次回家吧缝纫机带回去，以后能方便很多。”
摸着没用过几次的青岛产“鹰轮”牌缝纫机，母亲心里甭提有多高兴，但她嘴上却不好意思答应。姥姥看透了女儿的心思，说：“你哥嫂实心实意给你，你还客套啥？”母亲红着脸点点头。
答应归答应，可怎样把这个100多斤的铁家伙带回去又成了难题。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四通八达的物流运输网，无法单独托运。母亲返回老家，需要先从济南乘火车，到达烟台后再转乘去石岛方向的长途客车，托运来不及，只能随车携带缝纫机返乡。
跟母亲从小一块长大的舅父心知，妹妹从小练就了一身“铁肩功”：十一二岁就肩挑30多斤的菜，跟邻家姐姐到20里路外的石岛、宁津等集市卖生姜，为力争与男劳力同工同酬，还在生产队组织的挑尿肥浇地比赛中，从20多名妇女中脱颖而出，获得第一名……
因此，舅父就决定在妹妹的“铁肩膀”上做文章：他很快动手做了一条三尺长的小扁担，两端分别钉上了一个便于固定挑物的小木橛儿，然后将缝纫机机头、机架一分为二，用旧布包装捆好，仔仔细细做好妹妹携机回家的准备工作。
临行前的那天晚饭后，在宿舍西侧的林荫小道上，母亲还大众“预演”了肩挑缝纫机的过程，姥姥、舅父母和二表弟、三表弟一齐出动当“评委”。预演还未开始，这两个身高近1.8米的表弟毛遂自荐，抢先试挑。结果满脸憋得通红，扁担两端的缝纫机却“岿然不动”，两人呲着小虎牙笑着“败下阵来”。
这时，母亲走过来说：“还是我来试试吧”， 她边说边蹲身，将扁担上肩，咬牙憋气，挺身挑起缝纫机，稳稳当当向前走了六七步，又原地转身换肩走了回来，赢得了“评委”的鼓掌和“点赞”，一直观看不语的姥姥喊着女儿的乳名笑着说：“淑子呀，你真是舍命不舍财啊!”
第二天晚上，舅父从济南西郊把我母亲送到火车站，征得工作人员同意，他俩提前进入始发烟台的列车车厢。舅父稳妥放好缝纫机后，又细心地询问哪位旅客会到终点，央求人家下车时帮忙带着缝纫机出站，最后得到一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战士的欣然应允，舅父才笑着挥手告别下车。
次日清晨，车到终点，那位战士提着缝纫机头下车时，身体猛地晃了一下，打了个趔趄。母亲生怕扭伤年轻战士的腰腿，就主动对他说：“谢谢你帮我拿下车，我自己能挑得动，你放心走吧。”那位战士不好意思走了。
刚开始，母亲挑着这100多斤的铁疙瘩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可是走着走着就觉得担子越挑越重了：这1公里多的出站路怎么这样长？她频繁换肩也被压得直不起腰，只好歇了又歇，才一步一颤走出了烟台出站口。
好不容易出了站，母亲一身大汗地坐在马路沿上一边喘着气，一边从衣兜掏出舅父母提前准备好的租车钱，租了一辆三轮人力车，匆匆赶往三四公里外的长途汽车站。接着她马不停蹄地买票上车，再次踏上了回家的旅途。中午过后，车到斥山，提前接到舅父电报、早早守候在这里的父亲，小心翼翼地接过从客车外顶棚行李架上卸下的缝纫机，又惊又喜地对母亲说：“你真有能耐，这么重的东西你都能带回来！”
母亲满怀疲惫地接过话茬：“先别说这些，赶快到邮局给俺哥嫂打个报平安的电话吧。”走出邮局，父亲用小推车推着缝纫机，大家一路笑声回到了4公里外的家中。
从此，缝纫机成了全家人的宝贝疙瘩，母亲和妹妹、弟弟学中干，干中学，再也不用为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犯愁了，左邻右舍也时常拿着裁好的衣料过来“求援”，我家总是有求必应。嘎嗒嘎嗒的缝纫机声总是伴随着歌声、笑声，时常在这座新建的农家小院里飘荡。
